◎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修建 

　　桃树仙鹤图乌木雕花柄团扇，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于非闇、傅增湘 荷花翠鸟·书法成扇

　　18至19世纪，中国出口西方国家的羽扇，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在中国传统社会，扇子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烈日炎炎似火烧，热得受不了，一扇在手，诚能纳凉降暑。每当夏日，上自王公，下至黎庶，必备扇子。又因古代中国人极具审美情思，即令对普通器物亦加意营造，这就使扇子具有审美色彩，显出艺术特质。所以，除了实用，扇子又有礼仪、审美、身份认同、文化表征等多重功能。

　　帝王出行的仪仗扇，诸葛亮的羽扇，扑流萤的轻罗小扇，《西游记》里的芭蕉扇，孔尚任的“桃花扇”，文人手持的折扇，百姓用的蒲葵扇……大家都耳熟能详。中国的扇子，可谓异彩纷呈、渊源深厚。本文选取4种最典型的扇子，谈一谈它们的文化和美学意蕴。

　　羽扇：

　　名士之风流，隐者之高操

　　古时条件简陋，树叶、毛羽等物是最易获得的制扇材料，所以羽扇出现甚早，文献中有“羽扇之制，起自殷高宗”之说。周王的仪仗中，已有扇翣，用雉鸡之羽制成，意在障尘蔽日，增添帝王威严。后世羽毛的取材，又有孔雀、白鹤、老鹰、大雁、鹳、雕之属。

　　汉魏六朝时期，羽扇先是流行于江南地区。西晋灭吴，名士陆机等人入洛，将使用羽扇之习带入中原，时人“翕然贵之”。陆机与傅咸所写《羽扇赋》，道明了这一器物的流传过程。

　　最著名的羽扇用户，自然是诸葛亮。由于小说和戏剧的广泛传播，诸葛亮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得到脸谱化的定型，即《三国演义》中所云“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魏晋时期，以羽扇指挥战争的，除了诸葛亮，还有顾荣。西晋末年，陈敏叛乱，占据江东，顾荣手执白羽扇，麾军击败陈敏。又有东晋道士吴猛，即二十四孝中“恣蚊饱血”的那位，拥有神通，曾用白羽扇画水渡江，不假舟楫。

　　用仙鹤等毛羽制成的羽扇，色白质轻，很受文士赏爱。梁简文帝、文学家庾信，唐宋众多文士，如张九龄、李白、白居易、苏轼、陆游、梅尧臣等人，都有相关诗赋，吟咏白羽扇。在古代文学世界中，羽扇常与纶巾、芒鞋相提并论，象征着名士之风流、隐者之高操。如“手持白羽扇，脚步青芒履。闻道鹤书征，临流还洗耳”“羽扇纶巾人入画”“纶巾羽扇五湖间”“羽扇芒鞋尘世外”“纶巾羽扇颠倒，又似竹林狂”“纶巾并羽扇，君有古人风”，不胜枚举。羽扇，可谓建构了中国文人的隐逸世界与高洁人生。

　　团扇：

　　深闺女之寂寞，淑女之妩媚

　　自西汉至明代，在被折扇取代之前，团扇广为使用。团扇状为圆形或椭圆形，以扇柄为中轴，左右对称，用竹木做架，以优质素纨做成，又称纨扇。所谓“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齐纨楚竹，最受称道。圆、白、轻、净，是团扇的几个特点。所以，古人常以明月作比：“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手中白团扇，净如秋宵月”。

　　团圆的纨扇，以“合欢”名之，本是爱情的象征。不幸的是，团扇自始就与一个失意的才女关联在一起，那就是班婕妤。班氏德才美貌兼备，起初深得汉成帝宠爱，后来成帝移情赵飞燕姊妹，班氏失宠，受到贬抑，寂寞深宫，以诗文聊抒孤郁。她最著名的诗作便是《怨歌行》，又名《团扇诗》。诗中，她把自己比作团扇，虽在夏天为君王所用，却常恐秋季来临、天气转凉，没了用处，遭到抛弃，“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这一比喻，有着撕心裂肺的力量，戳中了当时为人妇者甚或为人臣者的痛点。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何尝不是怀着这样的心态？

　　于是，团扇在后世的文化语境中，近乎成了寂寥女性的表征。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最好伤春悲秋，团扇又与此心理形成契合。我们在唐诗宋词中听到的多为类似的腔调：“谁怜团扇妾，独坐怨秋风”“柳枝团扇别离多”“罗袖伤春晚，纨扇惊秋换”“繁华事逐东流水，团扇悲歌万古愁”。

　　除了抒发寥落之情，在实际生活中，团扇还有很多功能，比如手握轻罗小扇，或扑打流萤，显其活泼灵动；或以扇障面，隙中窥人，欲说还羞，恰如西子捧心，增益妩媚之态，尽显女性之美。男性当然也用团扇，不过，团扇的审美属性及其体现出的文化心理，使其更与女性关联在一起。

　　折扇：

　　斯人之必备，文人之标配

　　明清时期的读书人，审美形象往往是头戴方巾，手摇折扇。清人李汝珍所著《镜花缘》，描述了一个情节：主人公林之洋等人途经淑士国，来到一家酒楼，只见酒保儒巾素服，戴着眼镜，手拿折扇，一派斯文模样，招呼起客人，满嘴酸文假醋，惹得林之洋大发雷霆：“你再‘之乎者也’，俺先给你一拳！”酒保吓得显出本相，连说“小的不敢”。看来，酒保要扮斯文，折扇是必备行头。

　　学界基本认定，折扇源自日本，北宋时期经朝鲜传入中国。宋元时期，偶见使用折扇的记载，至明代永乐年间，统治者大行推广，折扇流布天下，渐取团扇而代之。小小的折扇，承载了东亚三国文化交往的史实。

　　折扇又称聚头扇、撒扇，用竹木与纸张制成，收放自如，携带方便，更兼适合写字作画，可以彰显学养才情，因此为读书人所喜，市场很大。明代小说《今古奇观》中讲，一个名叫文若虚的，乃苏州人氏，听说北京扇子好卖，便置办了一些：上等的，金面，做工精巧，又求得沈周、文徵明、祝枝山等名人诗画，能值几两银子；中等的，上面的名人字画，乃是伪作赝品，出自专事此道的人物之手；下等的无金无字画，能卖几十钱。此虽小说家言，却不妨视为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照。

　　文人好扇，遂将其美化、雅化，除了扇面上的书画，还有那附着的扇骨、扇坠、扇囊、扇盒，都极讲究，成为文玩古董。《红楼梦》中的石呆子，藏有几把旧扇，材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上面有古人写画真迹，石呆子爱之如命。后来，这些扇子却被贾赦夺去，搞得呆子自尽而死。民国时期的笔记里也常有记载，琉璃厂的古董铺里，将折扇与笔墨纸砚一同售卖，其中不乏制扇名家的作品。

　　17、18世纪，中国折扇远销西欧，深受上层社会的欢迎，富丽精工的折扇成为其标示自我身份和贵族品味的象征。安格尔画中的法国贵妇人，就常常手持折扇。折扇，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载体。

　　蒲扇：

　　日常之所需，民众之美学

　　宫廷与豪贵所用扇子，材料、工艺及装饰皆极考究，常以象牙、玳瑁、乌木、紫檀、红木、黄杨为扇骨，又经名工巧匠之手精雕细琢，华丽名贵，以彰显其主人身份地位。普通民众则只能因陋就简，向自然取材，制作日常所用的扇子，最常见的便是蒲葵扇。蒲葵为常绿乔木，生长南方，以广东新会为著，叶子最宜制扇，质轻价廉，便于使用。

　　东晋时期，蒲扇已广泛出现于百姓日常生活，有两个典故最为知名。其一，一位老妇人卖六角竹扇，王羲之见那扇面光洁，便写上五个字，惹得老妇人很不高兴。不想扇价倍增，老妇人再求写字，羲之就笑而不应了。百姓之扇，实用为先，质朴无华，不事雕饰，此乃民众的审美旨趣。那买了羲之写扇的，自然意不在扇，恐非普通百姓了。这一故事虽说的是竹扇，就民众的美学追求而言，与蒲扇并无二致。

　　其二，谢安有一同乡，任职广东中宿县，罢职返家，因囊中羞涩，从当地批发五万把蒲葵扇，不料滞销在手。此人拜会谢安，说明情况，谢安随意捡出一把，拿在手中扇动。此举具有巨大的明星效应，以至扇子营销效果惊人，京城人氏，无论士人还是百姓，争相抢购，扇价翻了数倍，很快卖光。这一事件，大大增加了蒲葵扇的知名度，也成为诗文中常用的一个典故，如苏轼诗云：“百金竞买蒲葵扇，不必更求王右军。”

　　后世，亦不乏夸赞蒲扇之功者。如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提及：“蒲葵风最美，胜于他扇。”清末王闿运亦有诗云：“苏杭细丝京都工，世人争买夸玲珑。宁知轻盈满怀月，不及蒲葵大扇风。”都是从功能上着眼，体现出实用理性。

　　蒲扇所承载的，还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记忆。炎炎夏季，找一荫凉，三五乡人，围坐一起，手摇蒲扇，喝点粗茶，谈天说地，谈古话今。或如白居易：“坐把蒲葵扇，闲吟三两声。”那样的生活，是缓慢而舒适的；那样的日子，是悠闲而惬意的；那样的心境，是沉潜而欢畅的。

　　现代社会，扇子早已不是日常必需，但其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依然值得我们咀嚼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