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期：2019/4/11 - 2019/7/14　　

　　展厅：中国国家博物馆 南7展厅、南8展厅

　　前言

　　横跨欧亚的陆地丝绸之路和连接亚非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张骞、班超、玄奘、郑和、马可·波罗等古代先贤们为开拓建设这两条人类文明交流大通道作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就是中国人民为延续丝绸之路辉煌历史并努力开创灿烂未来而贡献的卓越智慧。正是根据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18年11月牵头举办了首届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大会，签署了“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展览合作框架协议”。这次展览就是落实联盟大会框架下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

　　这次展览的主旨是倡导丝路精神。古代丝绸之路绵亘几万里，延续数千年，积淀形成了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丝路精神，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一带一路”沿线的柬埔寨、日本、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蒙古、阿曼、波兰、韩国、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等12个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这次展览，就是要通过精挑细选的各个时期、不同门类的234件(套)历史文物，实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包括人口迁徙、经贸往来、科技交流、宗教传播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文化艺术的相互影响等等。为更好体现这种交流互鉴的多样性，我们特地邀请每个国家博物馆分头撰写说明文字，介绍本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交流互鉴的丰硕成果。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殊方共享”。“殊方”一词源出中国汉朝班固所著《西都赋》，意为远方异域，唐朝诗人王维诗“人作殊方语，莺为旧国声”即本其义。“殊方共享”就是要让世界人民共享人类文明之光。举办这次展览，促成展览成功，就是要实现殊方共享，努力达到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样一种境界，而做到这一点，当然有赖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在此，我们对各方在展览筹备期间的支持配合表示真诚感谢，同时热切期待沿线各国家博物馆加强合作，共同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共享人类文明成果。

　　这次展览的结构是陆海统筹。展览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板块来表现和展示主题，并按照地理方位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纳入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宏观视野之中来观察和思考。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展品中，既有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的叶形矛头、波兰华沙国家博物馆藏中国风格的伊朗瓷盘，也有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藏的黄金武士;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展品中，既有柬埔寨国家博物馆藏铜鼓、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唐三彩三足罐，也有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突线钮铜铎、阿曼国家博物馆藏哈德拉毛语雕刻饰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精美文物充分展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科技艺术的融合互鉴、交汇碰撞的广度和深度，深刻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拥有140万余件文物藏品，在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充当国家文化客厅方面居有特殊地位、发挥重要作用。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展览合作框架协议”要求，继续深化和各国博物馆的交流与合作，畅通联合办展渠道，优化联合策展人制度，搭建人才交流平台，为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王春法

　　2019年4月第一板块 陆上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d Von Richthofen)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之后“丝绸之路”被广泛接受并被用来概括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实际上，自人类文明伊始，这些路线就被人们加以利用，成为沟通东西的重要交通要道。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愈来愈多地证明，丝路之上各文明间的接触和交流从未中断。由于汉武帝的努力，原来各自独立的交通网络终于因为西域绿洲丝绸之路的开通而有效地连为一体。就像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所说的那样，因为丝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向远方播种，从而使得这条路网成为“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而英国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则更是把这条路网描述为“整个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将各民族各地区联系在一起”。

　　在丝绸之路这一具有全球性的交通网络中，人们从事贸易沟通、思想交流，相互学习、互相借鉴;在哲学、科学、语言和宗教方面，人们从交通交流中获得启发，得到发展。在人类文明的交融互鉴、共同发展的层面上，没有其他的陆上交通路线能够和丝绸之路相媲美。第一单元 中国人们通常将西汉张骞通西域事件作为“丝绸之路”历史的开端。实际上中国与欧亚大陆西部的连接从史前时代就开始了。黄牛、绵羊、小麦、铸铜技术等史前及青铜时代最为重要的驯化物种、手工业技术，早就通过欧亚大陆交通路网从西亚、伊朗高原和欧亚草原传入中国，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贡献巨大。

　　进入青铜时代，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也不断向中原地区输入。发源于俄罗斯的图尔宾诺文化，其时代相当于中国夏商时期。其典型器物，如倒钩矛等，在中国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地屡有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一件图尔宾诺文化倒钩矛，可以将它和俄罗斯同类型器物对比展示。

　　公元前2世纪晚期，汉武帝伐却匈奴，深刻影响了西域绿洲国家，有效的整合了“丝绸之路”东段。此后罗马帝国也将“丝绸之路”西段囊括在内。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丝绸之路”成为相对安全和高效的商贸、文化通道。此后，丝路繁荣在唐朝和元朝时期都再次出现。即便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里，丝绸之路在缺乏有效保护下，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劫掠丛生而动荡不安，但是经济、文化、技术和思想信仰的传播却从未停息，东西方的交流与沟通也从未止步。　　

带钩矛

卢沟运筏图

博望侯封泥

　　第二单元

　　俄罗斯欧亚大陆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史前文明、早期铁器时代以及中世纪等历史事件。这里有色彩斑斓、如同马赛克一般的地貌景观——高耸的山脉、一望无际的森林、温暖和寒冷的海洋、南北奔流的奇伟的河流，成为那些世代相继的部落和不同文化人群之间复杂的交流和联系的舞台。游牧民族和农耕人群活跃在这个广阔的世界舞台上，他们在宏伟的欧亚大陆上的互动对古代东方、亚洲和欧洲文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青铜时代，游牧文明勃兴，欧亚大陆西部出现了驯化马，紧接着战车也被发明出来。也正是在这片区域，金属、冶金技术和金属加工工艺开始迅速扩散。俄罗斯的早期文明在这个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塞玛-图尔宾诺文化以其铸造精良的青铜武器而著名。图尔宾诺文化的游牧民族纵横驰骋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将自己的青铜武器风格和文化传播四方。在中国的新疆、青海等地区也有图尔宾诺文化的遗存。　　

叶形矛头

带有丹尼斯·契切林盾徽的箱子

古董花瓶形状的茶壶

圣职长袍

　　第三单元

　　蒙古中华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摇篮之一。她为人类贡献良多。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便是其中之一。这条道路不仅对于中国的王朝来说是伟大的发现，而且在那个时代对于所有文明来说都是惊人的成果，世界各地都从中获益。尤其是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国家，因丝绸之路获得许多利益。几个世纪以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建立了联系。有各种证据和事实都能证明这种联系。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上述所言，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蒙古的游牧民族。你们可以通过古代蒙古城市的建筑、文化、宗教、贸易等方面，看到这些影响。举例而言，传统蒙古文字来源于古维吾尔语字母，而后者则是在粟特语基础上形成的。蒙古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各种钱币，这也是丝绸之路的另一重要证据。蒙古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共享。众人皆知，13世纪时蒙古人建立了广阔的帝国。他们成功的秘诀是将丝绸之路打造成安全的贸易之路，促进了外交豁免权、自由关税，并且完美地将东西方之间的艺术、工艺和技术交流整合在一起。此外，蒙古人还向世界贡献了早期的护照，即“牌子”。　　

青铜鍑

神兽纹建筑泥塑

伊利汗国银币

骆驼鞍座

　　第四单元

　　哈萨克斯坦众所周知，伟大的丝绸之路穿越了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领土，这是一条文化对话之路，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公元6世纪以来，丝绸之路哈萨克斯坦段有两个方向的路线：锡尔河和天山。第一条道路始自中国，穿越新疆地区(喀什)、七河地区，然后，沿着锡尔河进入咸海。从那里(也经过花剌子模和曼格什拉克，到达乌拉尔河下游，接着抵进伏尔加河和顿河，抵达高加索，或者经过黑海沿岸)进入中东和拜占庭。

　　在这条线路上，锡尔河成为东西方的主要连接点，碎叶城、纳瓦科特、库兰、塔拉兹、白水城、阿苏巴尼卡特、讹答剌、沙吾尔、扬吉肯特等都是主要的贸易中心。天山方向则从新疆经七河之地，沿着准格尔盆地、外伊利、吉尔吉斯、塔拉斯地区，抵达塔什干，然后穿越撒马尔罕、布哈拉、梅尔夫抵达小亚细亚和拜占庭。碎叶城、巴拉沙衮、托希尔、库兰、塔拉兹、白水城、加兹吉尔德等城市都分布在沿线。

　　在古代和中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塔拉兹、讹答剌、白水城和托希尔等城市是主要的贸易中心，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商人通过这些城市前往中亚(伊朗、塞尔柱)，以及俄罗斯和拜占庭。沿着这条道路，各种货物川流不息。艺术和宗教也通过这条道路向各地传播。　　

黄金武士(复原)

狮纹碗

彩色琉璃砖残件

　　第五单元

　　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与文化联系拥有牢固的基础。中国古代旅行家玄奘于630年首次游历中亚，在他的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还详细描述了塔吉克人的祖先——粟特人的语言、传统和习俗。伟大的丝绸之路将两国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条道路早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便已经存在，并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部分地区连接起来。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塔吉克人和中国人在同一个地理和文化空间中和平共处，两国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塔吉克斯坦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合作，是相邻国家文化对话的典范。双方保持了多元的文化纽带，包括视觉和工艺美术的交换展览、音乐会、文学以及表演艺术、名著和两国诗歌的翻译和出版，还有体育和文化团体的交流。这类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两国丰富文化的传播。

仪式容器

灰泥模型

铭文罐

壶

　　第六单元

　　罗马尼亚罗马尼亚领土作为黑海和多瑙河盆地的一部分，自史前时代直到中世纪，都是连接中亚、南亚和西亚与欧洲、地中海的陆路和海路的门户。公元前9—前4世纪期间，斯基泰部落——一个规模巨大的、使用伊朗语的游牧族群联合体，定居在从蒙古到多瑙河下游之间的欧亚草原。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另一个操伊朗语的游牧民族——萨尔马提亚人——占据了从中亚西部到多瑙河下游地区，目前所知，正是他们的四处传播，才将中国的物品包括汉代的玉剑具以及特殊的铜镜和武器带到了东欧。

　　匈奴人不仅是历史上第一次从中亚东部到欧洲的大规模移民，而且在公元前5世纪建立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第一条从中亚通往黑海的贸易通道。

　　13世纪，蒙古帝国第一次将从黑海和多瑙河下游到太平洋的广大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下，通往中国的道路向欧洲的商人、旅行家、传教士们打开。欧亚大陆，包括地中海地区，组成了一个拥有巨大市场和活力的经济体，同时黑海和多瑙河下游成为欧洲通向东方的门户。与此同时，沿着多瑙河、希雷特河和普鲁特河，穿越罗曼尼亚通向欧洲中心和波罗的海的新的贸易通道也开通了。

　　14世纪下半叶到15世纪初，尽管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军事事变(金帐汗国内战，帖木儿入侵伊朗、高加索和东欧，奥斯曼帝国向巴尔干扩张等)罗马尼亚黑海沿岸及多瑙河下游地区仍然扮演着通向东方门户的重要角色。　　

存贮器皿

戒指　

银锭、银币

克拉克瓷盘

　　第七单元

　　斯洛文尼亚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我们从斯洛文尼亚国家博物馆数万件藏品中精选了15件(套)精品文物，它们最能够反映自史前时代直至今天，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土地上人民的生活和创造。从早期时期时代的骨笛开始(这件展品是尼安德特人艺术和情感表达的物证)，古代人类在斯洛文尼亚生活了6万年之久。接下来的一件展品是一件女性雕像，来自首都卢布尔雅那附近的世界文化遗产。据研究，这件文物应该是与丰饶和土地女神有关的礼仪性雕塑。7000年前，类似的雕塑在多瑙河沿岸直至巴尔干南部和希腊地区都十分常见。一把具有3600年的剑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我们把它与技术革新联系在一起，比如铜器的引进，这革命性地改变了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战争。在此后的1000年当中，金属制品在高等级墓的随葬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接下来的许多世纪中，斯洛文尼亚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黑暗时代，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民族的多样性。原住民族使用的器物更接近前一个阶段的装饰风格，他们当中也有描绘孔雀这种新元素，在早期基督教中孔雀是天堂鸟的象征。几个世纪之后，大约1300年前，斯拉夫人来到了今天斯洛文尼亚境内，他们的女人喜欢佩戴装饰有色彩斑斓的珐琅釉的新月形耳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斯洛文尼亚的主要部分是奥匈帝国的统治区域。当时的人们受到西北部欧洲国家时尚和标准的影响，这一时期最好的例子是1564年卡尔大公来访时所用的独特王座，以及一套度量衡，后者是1756年玛丽亚·特蕾莎皇后推行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例证。　　

骨笛(复制品)

卢布尔雅那沼泽人像

卡尔尼奥拉首饰

卡尔大公宝座

　　第八单元

　　波兰华沙国家博物馆参加此次“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证明了实际上在数个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已经成为波兰以及欧洲艺术家们创作灵感的来源。在华沙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可以看到对中国古代历史和多元文化的迷恋。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和鉴赏家都被中国金属制品、陶瓷和瓷器的精湛技艺、丰富多彩的纺织品以及中国绘画和图案的独特之美所吸引。甚至那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诸如波兰独立之父——伊格纳齐·扬·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1860–1941)，也是中国艺术品的收藏者。他捐赠给华沙国家博物馆的那些异常精彩的瓷器、珐琅彩器、玻璃器和漆器，成为远东艺术收藏品的核心部分，而且绝对是波兰所有中国艺术品中最为精美的。这些藏品中绝大部分是珐琅彩器，其中一些将会出现在这次展览当中。

　　与欧洲经典建筑风格迥异的中式建筑，引起了波兰贵族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在18、19世纪时。波兰的王公贵族在其居所周围建造了许多中国风格楼阁，使之与典型欧洲园林融为一体。许多绘画和版画都描绘了隐秘在树林背后的东方建筑。在18和19世纪的欧洲家具及室内装潢中，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元素和工艺。华沙国家博物馆藏品中的座钟和柜子便是其中的精品，这些藏品将会出现在“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中。

　　艺术的语言是不同文化和文明间，增进对话、进行文化交流和互鉴的最佳方式之一。此次展览中的展品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波兰的艺术家和收藏家们都在从中国艺术和文化中汲取灵感。　　

人物故事纹瓷盘

中国风格的伊朗瓷盘

景泰蓝抱月瓶

《维拉诺夫公园里的中式凉亭》

　　第九单元

　　 拉脱维亚作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拉脱维亚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的终点之一。展览中有一只来自唐代中国的杯子，是迄今为止在拉脱维亚境内发现的唯一一件中国文物，它辗转来到拉脱维亚的故事恰好说明了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

　　展线当中有一只杯子，是1835年在锡古尔达的萨库卡尔斯考古发掘时发现的，当地是11—12世纪时的利夫山墓地。此次发掘的大部分出土文物，包括珠宝和武器碎片，如今都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这只中国杯子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亚，再从那里到达保加利亚的伏尔加，再经斯堪的纳维亚商人转手抵达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境内发现的阿拉伯迪拉姆钱币(在拉脱维亚境内发现了约2400枚迪拉姆钱币，大部分都是中亚城市铸造的)是这张贸易网络最大亮点。东欧和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和瑞典的哥特兰附近)发现的这些小件文物，为这一贸易网络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单把杯

群鹅图

　　

珐琅彩瓷碗

四大洲(亚洲)

　　第二板块

　　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航行路线。1913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由于沿线的贸易主要是陶瓷和香料，因此这条海上交通线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

　　被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称作“南大道”的海上丝绸之路由两段组成。从中国的广州、泉州为中心，北向连接日本、朝鲜半岛，南向沿东南亚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斯里兰卡，被称为东段;从斯里兰卡沿印度东海岸北上，抵达波斯湾或红海，被称作西段。西段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一条分支，可以抵达非洲东海岸。

　　在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上，大宗的货物通过船只、借助信风往来穿梭于太平洋西海岸和印度洋，与此同时，信仰、文化、技术、语言和思想也随着海风沿线传播。海上丝绸之路和陆路丝绸之路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人类历史交融互鉴、共同发展的篇章。第一单元 阿曼阿曼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唐朝(公元618-907年)，博物馆的藏品包括数百件珍贵的中国文物，其中许多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贸易珍品带到阿曼的。瓷器占据中国文物的大宗，这些瓷器在古代被视为珍贵而稀有的物品。这类“奢侈品”出自南宋、元、明、清历代著名工匠之手，如今已成为阿曼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他们出现在婚礼和其他重要节庆场合，并用于装饰家居、城堡、要塞以及清真寺。

　　所有这些珍宝均来自对港口城市索哈尔的考古发掘，这是阿曼的古都，也是伊斯兰文明兴起之前海上丝绸之路一处重要的贸易中心，还是新阿曼兴建的众多港口之一，这些港口包括佐法尔的埃尔·巴利德、靠近苏尔的哈特(这两处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及马斯喀特。

　　有史以来第一位前赴中国的阿曼商人名叫阿布·乌拜·阿卜杜·宾·埃尔-卡西姆，是一位Ibadhi派谢赫兼商人，750—758年以“萨基尔”闻名。5个世纪以后，哈特的阿卜·阿里，以“布哈尔”的中文名字供职于福建，并于1299年卒于北京。历史文献中还提及，谢赫·阿卜杜·埃尔-阿曼尼(辛押陀罗)于1510年来到中国，后来还被授予广州蕃坊的蕃长一职，归国前还被宋神宗敕封归德将军。

　　造访过阿曼的最为著名的中国人是郑和(他的经名是“哈只·马哈茂德·赡思丁”)，他是当时明朝规模最庞大的舰队的司令官。1413—1415年，中国舰队停泊在马斯喀特和佐法尔(埃尔-巴利德)，这是郑和第四次远航，后来在1421—1431年间他又到访过佐法尔。　　

苏哈尔之狮　　

青花缠枝牡丹纹罐

哈德拉毛语雕刻饰板

《大努尼韵诗》

　　第二单元

　　柬埔寨古代柬埔寨主要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分别是印度和中国文化。据信，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据记载，古代的扶南在公元285、286、287和357年均向中国派遣了朝贡使团。实际上，中国(Cina)一词也出现在前吴哥时期的铭文中，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578—777年。此外，通过中国古籍和地方文献，我们能够从不同视角，诸如贸易、移民、以及艺术或文化产品，深刻理解两国关系以及文化认同。

　　所谓的古高棉帝国是一个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东南亚国家。作为贸易伙伴，中国与柬埔寨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尤其是瓷器商品。在前吴哥时期铭文中，“Cān”一词就用来指代碗或瓷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个词来源于中文。

　　前吴哥时代以来，中国文化影响高棉艺术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三波坡雷古遗址(公元6—7世纪)的摩羯主题(今天以“时兽摩羯”知名)的集合，可能是受到中国佛教石柱艺术(公元6世纪)的影响，而后者则通常装饰着龙纹。还有一例，大约在公元12世纪的一幅图像中，毗湿奴斜倚在娜迦身上，而娜迦则是狮头和鳄鱼身体的组合，据说灵感来自中国龙。　　

三昧佛像

欢喜金刚